职业教育可以解决“用工荒”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李厚辰，编辑：Purple，原文标题：《50%的年轻人要承担的残酷，就是全社会的残酷》，题图来自：《大象席地而坐》
根据《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1576万人（2020年12月这个数字已经暴涨到2857万），占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总数的39%。在分流政策影响下，这个人群的数量还在不断扩大。
但这个庞大而沉默的群体，远在我们关注的视野之外。
对于绝大多数人，理解职业教育的存在非常简单，“用工荒”加“人口红利”加“大国工匠”，似乎就已经证明了将更多人纳入到职业教育体系，驱赶向这种生活方式的天然合理性。
在很多领域，我们都可以在几个词汇内获得简单的合理性证明，例如对互联网企业的监管，也许“垄断”加“与民争利”就够了。
能够不简单地臆想他人生活，而对另一群人保持一些探究的愿望，可能是这个因为互联网而彼此依存的社会中，一种基础的素质。而职业教育这个话题，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职业，理解就业，理解我们现在基础的生活方式和共识。
职业教育可以解决“用工荒”吗？
职业教育的合理性，被简单且清晰地用供需解释，即用工需求庞大，而培养这种专有技能的教育却不足，因此只要提供与加大这种教育，这个供需失衡就填充了。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用工荒确实存在吗？
确实存在。劳动人口，即15岁到59岁的人，从2008年占总人口的70%，下降到2020年的63%。“十四五”期间，这个人数将继续减少3500万人。
除了人口结构整体变动，就业倾向也发生着变化。根据Wind（中国金融数据和分析工具服务商）的数据，30岁以下的农民工的比例从2008年的46%下降到2020年的23%，青年农民工正在大幅减少中。
职业教育可以快速输送人才到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吗？
不可以。在很基础的想象中，职业中学的毕业生，就应该直接进入工作岗位，但实际上他们的毕业流向并不是如此。
首先，职中学校有“对口高考班”这样的设置，虽然可以报考的院校会有一些限制，例如只能报考本省高校、专业需和职中专业对口等。但职中参与高考如果获得录取，是和普通高中一样，可以获得大学文凭的。
职中学生获取大学文凭的路径不止这一条。职业教育路径除了职业中学外，还有职业技术学院这样的高职学校，学历与专科学校类似。有各种各样的职业学校制度配合这条路径，例如名为“五年一贯制”的大专教育，初中毕业生进行五年学习，毕业后直接拿到“高职学历（专科文凭）”。
在获得专科文凭后，很多人也会直接选择“专升本”继续深造。2020年有32.2万人选择“专升本”，到2021年，人数暴涨至64.2万。
例如，2020年印发的《四川省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就计划：2020年，四川高职单招学校从59所扩大到90所，13 所应用型本科高校首次开展单招考试，面向职中学生的招生计划占比超过了57%，职中毕业生报考录取率达到75%。
“同时，我们还要进一步扩大‘专升本’的比例，让职业教育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本科毕业甚至专业硕士，把这条道路打通。”到2022年，专科计划对中职毕业生要达到50%左右，“专升本” 的比例要达到20%左右。
可见，很多人进入职业中学，并非就直接进入“劳动大军”，那不过是一条更曲折的道路。普通高中毕业生，进入普通本科院校。而中职生，则进入职高，再进行“专升本”，最终殊途同归，大家还是尽力走向本科学历的方向。
职业教育培养“大国工匠”吗？
这里甚至还没有进入区分“大国工匠”和普通“蓝领”工人的维度。
以2020年温州市中等职业学校新增专业为例，其中有“跨境电子商务”“网络营销”“移动商务”“无机人操控与维护”“戏剧表演”“计算机平面设计” “木偶与皮影表演及制作”“数字影像技术”“茶艺与茶营销”等专业。
在传统中职专业中，有文秘、计算机、师范、高铁乘务、商贸、英语、经济等典型的“白领”专业，甚至有数个职高都在去年和今年开设了“电竞系”。
中职学校作为一种经营实体，其专业开设当然也是随市场设立，随家庭的需要设立，而许多家庭依然选择从事城市“白领”职业，而非“蓝领”职业。
但问题随之而来，技术性生产人才培养的合理性某种程度上来源于普通大学并不进行此种技术培养，因而在市场上还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那么在上述专业中，经过中职或高职培养的人，却会直接面对来自普通高校毕业生的竞争，那么他们的竞争力从何而来呢？
“重普抑职”不是思想障碍，是有社会实质的趋势
通过上述几点的分辨可以发现，不能简单地从“大国工匠”和“用工荒”的角度来看待职业教育的路径选择。并不是市场有需要，而职业教育就恰好在提供这样的人才。
在这里我们进一步来破除另一个迷思，除了一种极简的市场供需设想外，我们在前面的“用工荒”数据中，还明显看到年轻一代对于从事“蓝领”劳动的负面态度。
这也被看作是“职业教育”需要解决的一个“思想障碍”，即社会上有一种“学历崇拜”，或一种“重普抑职”的偏见。只要突破这个“思想障碍”，人们接受职业教育的可能性就大增。
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区分，就是“适合读书的人”与“不适合读书的人”，也就是“学知识的人”和“学技能的人”。在职业教育视野下，这二者是平等而同质的。一种最简单的证明就是薪资回报，很多人都说，现在“蓝领”工人的工资比“白领”要高。
这当然是真的，许多北京上海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月薪都会比外卖送餐员要低，这是大家的常识。不过这个对比也太粗暴，因为职业选择恐怕不是对初入职场薪资的预期，而是对自己在行业中成长的预期，一个五年工龄的外卖送餐员，和一个五年行业经验的白领，他们的工资又该如何比较呢？
这有很明显的统计数据，在武汉市2019年针对不同学历的薪酬待遇的调查中，研究生以上学历者的月薪中位数（中位数永远是收入最合理的指标）是11000元左右，本科生为7100元，高职（专科）锐减为5400元，中职为4400元。
高位数对比（未来期待预计），研究生为29000元左右，本科生为20000元，高职为10000元，中职为8000元。
除了数字外，还有些更触目惊心的对比，根据2021年社科院与麦可思研究院联合编纂的《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和《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数据，2020年毕业的本科生，在国企、政府等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员占42%，而在高职生中，这个数字是25%。
61%以上的高职生在小微企业任职，这让高职生的职业流动性很大，报告显示在毕业3年内，他们平均更换过2.4个工作，一半以上的人更换了行业。“个人发展空间不够”和“想改变职业或行业”是除了薪资外最显著的原因。
可见，“重普抑职”恐怕不是个思想障碍，而是个有实际社会实质的趋势。其中的问题，恰恰不是知识和技能的对立。
带着成为“高级技工”的期望进入到企业实习的中职、高职生，却发现他们的实习工作都是机器的操作员，而技术员往往是一个拥有更高学历，可以胜任机器参数调整、编程、绘图的人。
横亘在操作员和技术员之间的，不是熟练，而是综合知识，一个接受了普高、普本乃至更高学历的人当然更容易胜任。即便在以“职业教育”著称，且社会风格偏保守的德国，选择文理中学（类似普高）的比例也从过去的50%慢慢提高到了75%，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明显的趋势。
将技能与知识做一种“分道扬镳”式的理解，认为他们各有自己重要的领域，当然是个过于简单的图景。中职生的一个典型的幻灭时刻，就是在经历5年培养后，却发现自己求职所做的操作工作大概是5小时就可以胜任和学会的，而技术突破和精进所需要的知识基础，却成为真正的门槛。
无论如何，高中的分科教育给人提供的“科学常识”，以及本科理论教育给予人的“逻辑训练”，即便也存在问题，但培养出来的观念模式，还是一种更适合这个时代的“知识劳动”。而“知识劳动”，即便是针对技能领域，在自动化程度和模块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都是一个最关键的技能。
在一个中职学校内，有这样一块宣传栏，名为“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上面写着：
从“公有”单位向“非公有”单位转变；从“专业对口”向“通用人才”转变；从“被动就业”向“主动就业”转变；从“终身就业”向“动态就业”转变；从“贪图享乐”向“艰苦奋斗”转变；从“精英”向“大众”转变；从“城市”向“基层”转变；从“白领”向“蓝领”转变；从“打工”向“创业”转变。
一个人要过一种苦哈哈，无法在大城市立足，总是切换行业，难以稳定下来，收入无法进入社会中高阶层的生活，从哪个角度看，都不会是一种可期的生活。如果“职业教育”的基础就是需要人完成这种“转变”，这到底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退步呢？
职高：作为一种生活形式
以上所有的内容，都是在针对就业的一种功利视角下看待职业教育，恐怕更重要的，是站在学生们五年的人生历程中，来看待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在15岁往后的岁月中，塑造人的绝不仅仅是他的知识与技能。
无论怎么说，有一个事实是显著的，普高与职高的分流是依靠中考成绩。中考成绩较差的人，当然不能认为他们“道德水平较低”或“不适合读书”，但这大致可以反映出他们在12岁-15岁的年纪纪律性和自控力欠佳。
人在青春期有纪律性和自控力的问题，实属正常，但关键是，职校将筛选出的纪律性与自控力较差的学生集中了起来，这大大强化了职校的管理张力。
回到文章最初提到的那个查寝视频，其中体现出的霸道和规训，并不是一种模仿和表演，这种规训强度是大多数职校维持学校秩序所采取的一种必然的文化和措施。
这是一种最简单的群体文化。如果在一个环境中，将高纪律性的人完全剔除，再将中等纪律的人比例缩减，进一步增大低纪律性人的数量，这相当于用精确筛选的方式塑造了一个容易失序的环境。那么，校方和老师为了维持住底限的秩序，势必采用一种高度规训的方式。
中职学校非常强调学生的服从，一般都会有严格的出入校管理、制服、学生证件、门岗、宿舍管理、时间管理。学校的大量时间和成本用于维持这套严格的规训体系，而这个体系天然地，不管与知识技能传授，还是与帮助一个人在15岁后摸索出自己的性格与精神，都背道而驰。
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一面承担比普高更有劣势的高考制度，不得不走一条曲折的“专升本”之路，一面又被教育面对现实，注定对生活“妥协”，且与成千拥有同等困境的人，被困于一个巨大规训体系中互相影响，这当然是一个令人极其担忧的问题。
这是高级技术人才缺乏背后残酷的现实，也折射出另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大城市生活，有恒产，拥有清晰和稳定的职业成长路径，在一个相对温和的环境从事一个劳力强度不大的工作，这种“都市中产阶级”的期望，是一种现代社会的普世希望，这背后是一种现代生活形式的必然，而不是一种偏见。
这非常重要，这代表不管何种大众教育，是否都需要提供一种“都市中产阶级”的基本期待，才是这个时代教育的基本要求。而不管我们如何包装“一技之长”，如何包装“蓝领”阶层的重要性，甚至给予其一种道德的优越地位，这都是一种注定落空的承诺。
教育本身的“生活形式”以及教育承诺予未来的“生活形式”，恐怕都是要贴近现代都市中产阶级的风格与要求，才会给人以实实在在的希望。
任何高于这个的要求与方式，都必须建立在这种基本的生活可期的情况下，而不是塑造为一种全新的道路，或者其对应物。在这个视角上，被发明为道德与生活方式对应物的“职业教育”，恐怕不会是一个可期的产物。
未来50%的年轻人都要承担的一种残酷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人为区分这样的知识与技能路径，而不可复读的中考分流强力地划分出这样的路径，将后者逼入一个非“都市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中，恐怕这会被理解和体验为一种方向性的失败。
这种恐惧将以中考为时间点向前传导。尤其现在，很多省份开始陆续禁止初中公布学生成绩和排名，这个想法的初衷当然是好的，但面对两三年后一次生活形式的分水岭，一个家庭该如何让自己感到放心，并建立自己的信心呢？
我们也许都有经验，比起失败，对失败的长久忧虑更折磨人，而现在的制度设计，毫无疑问在将大量家庭放入这个忧虑的位置。而这一点，我想又再次和教育的初衷大相径庭。
因此，在中考和高考的基本制度设计的残酷性不变甚至加强的前提下，对于之前环节的松绑和人性化，到底是一种温情，还是加剧了残酷，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如果这是未来50%的年轻人都要承担的一种残酷，那毫无疑问，这就是全社会都要承担的残酷。
如果这让我们能达成某种共识，那就是，一种更能自主选择的生活，恐怕永远都是一种更好的生活吧，不论针对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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